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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调整时期，这些模式从不同角度面临调整压力，进一步促使不同类型的小微金融实践者根据新的经济金融环境进行创新与突破。
(88) 中国在过去五年里围绕货币问题所展开的国际制度外交，既为正在进行中的人民币崛起提供了合法效应，也将为今后人民币地位的护持提供锁定效应。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通过贬值美元对外转嫁危机的行为，刺激了金砖国家基于新兴大国的共同身份认同和反对美元霸权的共同利益诉求走到一起。
但未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日元和人民币的潜在竞争，而人民币在东亚的崛起也首先需要在10+3机制下协调与日元的关系。而关于开发银行平等出资以及组织结构的设计，都体现了成员国之间权力平摊、利益均沾式的妥协，这并非制度设计的最优结果，也不利于该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所具有的两项功能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了英国领导的国际金本位制，英镑开始走向衰落。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主要国际货币构成，却未将其他货币纳入该货币篮子，这就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四种货币的国际通货职能提供了合法性认可。
(68) 正是在日本的领导下，东亚10+3机制下的货币合作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2000年启动的清迈倡议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中国是10+3机制的积极捍卫者，如何继续确保10+3合作的主渠道不被动摇，不断深化以东亚外汇储备库为核心的货币合作，也是中国东亚多边外交非常严峻的课题。这三大制度体系是人民币崛起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国际制度基础。
自成立以来，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则由美国人担任，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惯例。(40)尽管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伦敦公开宣示，中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维护者，但显然这只能被视为一种策略性的外交表态。目前，中国在推动和强化上合组织货币合作方面，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通过加快成员国货币互换，加强区域金融自救机制建设，并适时将双边货币互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多边化。(27)但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既有的制度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中国的利益和权力需求。
中国与南非也自2010年年初就启动了本币结算，到2012年，南非已成为亚洲以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民币结算额大幅增长的国家之一，两国近10％的贸易使用本币结算，其中人民币占8.7％。(99)姜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金融合作》，载《上海金融》2012年第8期，第37页。
鉴于美国一直拖延IMF和世界银行的实质性改革，金砖国家开始另起炉灶，建立自身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3)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应遵循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98)2014年6月8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在缅甸仰光召开的10+3高官会上再次表态，支持10+3机制在东亚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尽管自一战以后，美元就不断在市场上扩张其国际地位。
随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则是国际货币史上首个带有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性的国际货币制度，它以主权国家间政治协议的形式做出了双挂钩、一固定(11)的制度规定，从而明确规定了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处于美国权力和价值主导的制度体系之中，尽管苏联作为权力的另一极对美国在多个方面发起了挑战，但它们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盟友竞争、军备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美苏竞争并未明显地体现为国际制度的竞争，这是因为苏联缺乏进行制度建设的能力。David M. Andrews, e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而日本和西欧都是在美国既有制度体系下实现的崛起，也未能对美国领导的制度体系构成挑战。
(45)根据2010年达成的协议，IMF执行董事会也将有所改革，欧洲国家将出让两个席位以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区域/全球)货币制度两方面的内容。
由于中国在全球层面的政治领导能力仍然相对有限，而且遭遇到的阻力也非常巨大，中国服务于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外交的重点不是推动全球层面的改制，而是在区域层面的建制。(50)Oliver Stuenkel,"The Financial Crisis, Contested Legitimacy, and the Genesis of Intra-BRICS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19, Issue 4, Oct. -Dec. 2013, pp. 611-630. (51)2008年11月7日和2009年3月13日，金砖四国财长分别在两次G20峰会前夕会晤，协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与提高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和代表权问题。
然而，当前中亚能源及经贸合作的发展态势使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立需求愈发迫切。其次，全球金融机构的份额权和人事权改革至今没有实现。(78)除了危机应对之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是推动本币使用的一种创新形式，通过互换，国家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借以减轻因美元流动性缺乏所带来的贸易融资萎缩，并以此来稳定金融市场。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使用并非发生在一个完全真空的市场环境中，而是需要坚实的政治基础。相比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将更加鲜明地打上中国烙印。(23) 由于日元国际化缺乏稳固的国际制度基础，导致日元的国际使用缺乏黏性，一旦市场环境出现风吹草动，日元国际地位便随之摇曳。
事实上，在货币领域，相关的国际制度对于培育和维护国际货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支撑国际货币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1975年，美国发起成立的七国集团(G7)成为此后其领导全球货币治理的核心平台，(28)这三大正式的制度体系构成了支持美元霸权的基本框架。
(64)不仅如此，有评论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机制赋予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新参与者形象，是对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未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斥责。注释： ①Robert Keohane,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 Perspectiveon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 ed., I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3-4. ②与之相关的详细理论说明，参见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李巍、朱艺弘：《货币盟友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第128～154页。在2011年的三亚峰会上，金砖成员国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
而到了1879年，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和美国等大多数工业国都加入了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网络。在货币领域，中国既是当前既有国际制度体系的改革者，也是新兴国际制度体系的创造者。而中国在其中具有重要发言权，因此人民币将有可能更多地被用作这些机构的国际币种，从而成为服务于人民币崛起的重要制度平台。(37)潘英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114页。
长期以来，由于该地区的最大经济体(2010年前)日本缺乏政治领导能力，东亚经济合作始终缺乏制度化的框架，政府间的货币合作更无从谈起。(75)罗纳德•麦金农：《失宠的美元本位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中国崛起》，李远芳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
在金融危机的最初几年，G20在集体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G20首尔峰会召开前夕，美国白宫宣称，美国已将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重点从八国集团转向了二十国集团。(67)无论是从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是从战略环境的重要程度来看，东亚地区都是人民币崛起的首要地缘空间。
(60)中国与印度在2006年重启边贸交易体现出少量的本币结算，2011年9月印度又宣布允许印度企业借入人民币贷款以降低从中国进口的成本。事隔60多年以后，人民币的崛起引发了新一轮的国际制度竞争。
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时也强调，要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事实也证明，中国在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进行的与货币相关的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奠定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区域制度基础。而有些微观的制度安排还对该货币的国际流通和使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使其作为国际货币具备技术上的保证。这一方面是因为，几乎垄断国际货币问题研究的经济学家专注于观察影响国际货币使用份额的市场原因，却没有触及国际制度这一政治变量，⑤另一方面则在于一部分从事货币政治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专注于探索已有的国际货币地位所带来的国际权力。
(97)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53)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明确表达了欢迎发展中国家提名候选人竞选世界银行行长。
不仅如此，这些机构和机制还将为人民币增加国际使用提供技术上的便利。李巍：《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4～186页。
(41)蒙代尔：《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国际货币：过去、现在和未来》，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在国际层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践行的是对既有制度体系的融入而非改造。
